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郝艳华、吴群红教授团队在《中国人口报》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织牢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网》的论著，系统分析了2020年底以来，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接连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确诊病例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而黑龙江省望奎县的确诊病例大多数与惠七镇惠七村确诊病例有关。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农村之所以容易成为疫情防控薄弱环节，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有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农村地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4.96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1.96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1.99人，虽然相较往年有所提升，但距离城市地区仍有不小差距。二是冬季为北方地区农闲季节，农村居民举办婚宴、走亲访友等聚集性活动较为频繁。流调结果显示，此次河北、吉林、黑龙江等省份的农村地区新发疫情，多与婚宴、集会等活动有关。生活习惯和传统乡俗对病毒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三是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有限，对疫情防控常识知晓率低，防控意识薄弱。2020年8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课题“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风险感知、行为规律及公众情绪引导”项目的支持下，笔者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课题组对近2万人进行了在线网络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对新冠肺炎的知识掌握水平较低，对疫情防控指引的遵从性较差。同时，课题组通过潜类别分类分析，发现可以将公众的防护性行为类别分为“戒备型”“冷静型”与“无畏型”三种，而农村居民更容易成为“无畏型”人群，即采取防护行为的意识相对淡薄。四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对传染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当然，也需指出，相比于城市，农村地区也存在天然的防控优势。首先，农村的特点是“熟人社会”，村民对于村落中“四类人员”的信息清晰明了，这有利于村民自发与其保持社交距离。其次，农村地区的居住空间较大，“大散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使得社会隔离更为有效。再者，农村的“大喇叭”传播效果凸显。作为农村基层重要的宣传手段，“大喇叭”的内容和形式尽管相比于新媒体较为单一，却能有效地减少农村居民在新媒体时代因信息过载带来的“网络谣言”和“信息茧房”等负面影响。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也使得疫情防控信息的传播不受农村居民文化程度的限制。此外，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期联合印发的《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从政策层面上因势利导，非常及时。
目前，全球疫情蔓延态势依然严峻，国内散发病和局部地区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也依旧存在。当前我国采取的是新冠疫苗“两步走”接种策略，即优先为重点人群接种，为符合条件的群众“应接尽接”尚需时日。同时，疫苗的保护作用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因此，促进农村居民建立“高遵从行为”、做好个人防护是农村地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关键措施之一。
“高遵从行为”是指公众在危机应对状态下依循和遵守政府应急指令而采取有利于遏制危机蔓延的行为。在此次疫情中，我们注意到农村居民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常识知之有限，高遵从行为的形成率也不理想。但深入分析发现，在农村居民中，遵从行为也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女性、对疫情防控知识掌握水平高、对疫情严重性认知水平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采取高遵从行为。此外，我们在对公众难以长期坚持防护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时发现，农村居民因受生理层面(长期佩戴口罩引起身体不适)、资源消耗层面(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导致心理损耗、口罩等防护物资消耗)、群体压力(影响正常社交和从众心理)以及防控倦怠(如测温扫码操作繁杂、认为没有必要坚持及迫切希望回归生活)等诸多因素影响，易使高遵从行为“打折扣”。对此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举措。
